降薪与灵活就业，经济会再增长？
一板巧克力
家附近有一个零食店，卖东南亚和欧洲进口的食品，我有时候去买巧克力，最近却经常扑空。要么费列罗缺货，要么三角黑巧克力缺货，要么M＆M豆缺货。因为这家店不涨价，缺货的时候我就感到紧张，是不是别的地方涨了价，他们拿不到货了呢？
今年年初，疫情终于结束，人们欢快地走上街头，商店里供需两旺，宜家标志性的北欧巧克力就涨价了。我在巨大的三层店面里徜徉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跨国零售商喜爱把价签卡在整数价格下，比如99元一个枕头、9.9元两只灯泡，顶着整数关口的天花板却留有余地，让消费者感受到商家的诚意。如今，那些小商品的“9”后面都加上了个“9”，9.9元变9.99元，99元变99.9元，这是很克制的涨价信号了。原来9.9元的巧克力当然不可能这样腼腆地涨价，一板12.9元了。
2022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14.3%。面对着进口食品，你会感到价格涨得离谱
物价上涨，工薪族最焦虑，CPI的上涨方式并不和工资同一个轨道。表面上每年CPI的上涨都是完美可控的，涨幅在2%〜3%之间，可食品价格的涨幅远高于此。据统计局的数据，2022年我国食品价格总体涨幅为2.8%，就比全年CPI的1.8%的涨幅要高。当然，这在全球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表现。粮农组织的数据是，2022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14.3%。面对着进口食品，你会感到价格涨得离谱，比如意大利面，过去超市里经常有4.9元/500克的促销，现在再也看不到了，价格基本翻倍。夏天是啤酒的销售旺季，来自德国、比利时的黑啤酒，牌子琳琅满目，以前500毫升的大罐，经常有不到5元的，如今也绝难看到了。这些恰恰是这些年消费升级中体现了生活档次提升的日常消费品。
欧元兑换人民币，去年还在7∶1以下，今年到了7.5∶1了。来自欧洲的进口食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涨价。欧元区的通胀高企已经持续一年半，2022年10月曾达到10.6%的峰值。这几个月物价有所下降，但降的主要是能源类。食品价格还在涨，4月份食品同比涨幅仍高达13.6%。拿意大利面来说，其价格今年3月比去年同期上涨17.5%，是意大利CPI的两倍多，以至于意大利政府召集议员、意面制造商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各方开会，了解意面涨价原因并商讨对策。
欧洲的进口食品高不可攀了，过去我们还可以找到来自东南亚的平替。可随着疫情解禁，东南亚旅游重启，物价也起飞了，中国游客大呼泰国再不是过去那个便宜的旅游目的地，去泰国旅游，3000元的跟团游绝迹了，物价普遍涨了三成。巴厘岛因为不用签证，是中国人最常去的海岛，现在也是物价飞涨，如果是长居，2000元每个月的房租能涨到6000元。来自东南亚的食品也是水涨船高，尤其是热带水果，怎一个“涨”字了得。去年10月，1元人民币还能换到5.3泰铢，如今只能换到4.9泰铢。
随着防控政策转变，东南亚旅游重启，物价也飞涨了
这多少有点讽刺，海外物价飞涨，唯有我们不涨，本来应该是幸福感爆棚的事，可因为人民币的贬值和海外大涨价，我们的购买力也相应缩水了。
这种缩水不仅表现在进口食品上，也表现在其他消费上。今年“五一”长假，到处人山人海，烟火气弥漫在大江南北，其热闹程度是多年少见的。可具体表现在统计数字上，2023年“五一”5天小长假期间，国内旅游合计出游2.74亿人次，是疫情前2019年“五一”的119%，国内旅游收入1481亿元，是疫情前2019年“五一”的101%。出行人次多出了将近两成，旅游消费收入仅仅与2019年“五一”持平，并且，2019年“五一”是4天假期，今年是5天假期，多出了一天的时间游玩消费。数字背后，是我们对出行的渴望，以及囊中羞涩的现实。
物价不涨，看似是消费者的幸运，其实是消费者无力消费的无奈。
站在高收入门槛边上
2022年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超121万亿元，比上年增长3%，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.57万元。按照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，2022年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1.27万美元。
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字，按照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标准，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96〜38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，在3896〜120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，在12055美元以上的就是高收入国家了。因为实现了一定的增长，我们已经妥妥地脱离了中等收入行列。
不过，世界银行收入标准是按年发布的，每年都会有新的标准。另外，世界银行所设定的标准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（GNI），GNI与GDP略有不同，GDP侧重于生产，GNI侧重于分配，去年经济增长突然停滞，人民币贬值，人均GNI仅比上年增加0.9％，为12608美元，并未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1320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。
《商海通牒》剧照
其实不管达到或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，意义都不大。关键还是要看收入是不是能够继续增长。10年前，我们刚刚迈入中等偏上收入门槛，还离高收入标准很远的时候，有关中国能否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。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《东亚复兴：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》，里面提到了经济停滞现象，这篇文章掀起了关于“中低收入陷阱”的广泛讨论。凭借着低劳动力成本优势，很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，可再向前，当低劳动力成本消失以后，增长便面临着停滞。我们的国家，科研投入居于世界第二位，《世界知识产权报告》确定，中国2021年有效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，成为有效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。凡此种种，以技术进步注入经济增长，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实际发生的现实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按世界银行的观点和分类，各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其实也可以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：一种是凭借廉价的资源、廉价的劳动力，换取全球化的产业转移，可当劳动力价格升高到一定程度，资本就会转入更低的国家或地区，本地增长也就失去了动力；另一种则是技术推动型，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转移，进而转移到科技密集型。有了全球最多的有效专利，我们是否也迈入了科技密集型的产业门槛呢？
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，正是劳动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衔接过程中的问题，物价升高、工资升高，跨国企业向资源更廉价的东南亚和印度转移，劳动力于是剩余下来。可国内科技企业并没有准备好，还无法消化多余的劳动力。甚至国内的科技企业暂时被卡了脖子，没办法参与到国际合作中，面临着技术瓶颈，也产生了技术人员冗余。
多余的劳动力
当年中国人口还没有走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，没有工作的人多，劳动力池子里是大批进城务工的待岗者，几个人竞争一份工作，都以吃饱穿暖为目标，谁也不奢望更高的收入。对个人来说，刘易斯拐点左侧并不是一件好事，但对集体，却是劳动力红利集中爆发之时。
《长江七号》剧照
如今，1200万大学毕业生出现在就业市场，低端蓝领就业也因为制造业外迁而“卷”起来，我们是否会因为劳动力剩余而重新享受一遍结构性的劳动力红利呢？毕竟，全国的美团骑手里已经有17万是本科学历了，青年失业率去年就曾逼近20%，在今年毕业季到来之前又再次走高，接近20%，有了如此高的劳动力储备，我们是否又能够如同回到刘易斯拐点之前，以劳动力吸引资本，重新带动经济起飞呢？
其实早在2017年，也就是6年前，来自东南亚的劳动力优势就显现出来。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（亚洲）当时估算，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工资不过每小时2美元，2016年已上涨至3.9美元。相比之下越南的制造业工资仍然在每小时1美元左右。巨大的工资差异吸引着制鞋、制衣等低端制造业转移过去，接下来则是电子制造业。越南之后，则是人口基数全球第一，且人口结构远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印度。今年，当跨国企业批量向印度转移产能后，印度普通工人月工资在三四百美元之间，全国最低工资约每天178卢比（2.16美元），相当于每月5340卢比（约65美元），仍是极端低廉的。而我们这里，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.08万元，月均7600元；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.17万元，月均5100元，最低工资动辄2000元了，上海高达2590元。远高于东南亚乃至印度。与这些国家拼低端产业的竞争力，将是异常痛苦的过程，也毫无意义。
即使我们拿出了一拼高下的姿态，当产业转移的机器隆隆开动，跨国企业也来不及转身了。
降薪有效吗？
今年年初，降薪席卷金融业，某头部券商根据不同级别进行了30%〜50%的降薪；有头部券商降薪40%，几乎覆盖全部部门。与降薪相伴的是破除金融精英论的提法，金融业只不过是服务业的一种，因为与钱打交道就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自己把行业收入抬高，这既不科学，也不合理。
《集体降职》剧照
如果全行业统一降薪，一个封闭的系统里，再优秀的人才也没办法拿到超出行业所能给予的高薪，这是可行的办法。但恰恰金融业也是双轨制，比如在基金业里，既有公募基金，又有私募，很多公募基金经理奔向私募，公募基金的业绩下滑，投资者长期投资的基础动摇了，这就给投资者带来了烦扰。同样的道理，即使是银行业，资金的管理能力和效率也是因人而异的，降薪和降息携手而来，储户感受到的是利息一次次下台阶。当然，这并不全是资金管理者的问题，但如果管理者懈怠了，集体躺平，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乃至全社会的资金配置都会有所影响。
企业管理上有一个颇为著名的原则：为了保持企业的竞争力，企业宁可选择裁员也不集体降薪。企业是一个在市场上冲锋陷阵的团队，保持旺盛的斗志的前提自然是员工拥有行业内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，否则员工就会跳槽到其他企业了。而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员工的创造力。今年年初，当互联网大厂开始在班车、员工餐等福利上削减成本的时候，外界一片哗然，人们感受到了行业的寒意，其实也替他们捏一把汗。果然，一个个裁员的消息传来，OPPO甚至关闭了整个芯片部门，3000多个岗位一夜间消失。但互联网大厂至少很少听到集体降薪的消息。
2019年5月6日，深圳，被互联网公司裁员的“90后”，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被优化的对象之一（视觉中国供图）
对一个国家其实也是如此，当收入稳步上涨，人们有了更好的生活水准预期的时候，他们表现出旺盛的进取心。若收入停滞不前，甚或下降了，民众就该迷茫了。所以说，降薪乃至降低收入水平都不是提高竞争力的应有策略。
自然，如果高收入者收入过高，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，因为富人倾向于投资而非消费，也会造成全社会需求不足。多数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能控制在0.4以下，如韩国、波兰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了收入分配差距。其实这种情况下，调节民众的收入水平是一个综合的工程，涉及的更是财产带来的收入与工薪收入的关系。“二八效应”下，往往是极少数资本的占有者占有了绝大多数财富，垄断了国家的资源，窒息了财富的创造，阻断了普通人社会跃迁的希望。
经常看到35岁中年人失业的消息，那些事业刚刚起步、贷了款、买了房、在大城市安家的年轻夫妇，又站到了生存的十字路口。如果企业连35岁的员工都嫌老，说明还有大把的年轻员工可以召唤，说明他们可以用初入职场的干劲替代老员工的经验，这仍是一个划算的管理策略。我们的社会似乎还处于劳动力供给旺盛的时期，加班、超时工作产生的额外价值足以推动经济的发展。但其实那是两三年前的景象，如今的35岁失业、25岁就业难一并出现，各个年龄段都没有了足够的收入，都因为担心失业而不敢消费，社会就可能更会进入收入不足、消费匮乏，进而投资与创业跌入低谷的恶性循环。
“四小龙”之鉴
在高收入门槛前，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或地区都会磕绊。在亚洲，前车之鉴是日本和亚洲“四小龙”，在东亚雁阵式的经济起飞序列里，前面五个国家或地区排在我们前面，其中“四小龙”中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邦型经济体，不好与相对复杂的经济体进行比较，但我们这里与日本、韩国乃至我国台湾地区还是可资比较的。不妨看看它们都是在什么时期脱离了高增长，又是如何一步步跻身于富裕国家或地区行列的。
《从宫本到你》剧照
在比较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中，安信证券有一个名为《三十年未有之变局——中国潜在增速的趋势转折》的研究报告，因为准确预测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降到5.5%左右而被广为传播。该报告把2010年的中国和1968年的日本以及1991年的韩国放在一个起跑线上，做了多种类比，发现把时间之锚定在这两个时间点上，在经济基本面上有着最大化的契合。即使10年之后回头看，这些推算的偏差也不算很大。
2000年，中国人均GNI只有940美元，属于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I划分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；2010年，中国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，首次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；又用了13年，我们走到了高收入的门槛边。日本也类似，它用整个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中等偏上向高收入国家的跃迁。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做对了什么？恰恰是它提高了国民的收入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日本政府提出了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。到了80年代，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，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。有数据表明，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，民众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，购买力也一再提升。当然，随之而来的是地产泡沫破灭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了“失去的20年”。即便如此，因为国家保持着科技创新动力，仍稳坐发达国家的交椅。
《国家破产之日》剧照
韩国198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，也是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状态向高收入的跃升过程中，1994年其人均GDP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，并于1996年超过1.3万美元。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，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饱受打击，其人均GDP于1998年急剧下降到约8000美元。韩国的财阀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，也成为该国政策调整的主要着力点。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跨越危机，主要看它是否拥有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，1999年韩国经济迅速回升，人均GDP重新站上1万美元台阶，再次“升级”为高收入国家，到2006年首次站上2万美元台阶，2018年则站上3万美元的台阶。
在全球经济版图上，也颇有一些高收入国家没有坐稳位子，如俄罗斯、土耳其、巴西和阿根廷等。这些国家多是资源型国家，缺乏有竞争力的制造业，当汇率浮沉，它们的收入也是时高时低，不能维持稳定的增长。
经济增长遇到了暂时的困难，看看周边，也就有了镜鉴。想尽办法提升就业水平，提高居民收入，才是解决之道。靠勒紧腰带，过苦日子，并不能带来稳健的增长。
（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21期）
排版：孙孙Boy / 审核：小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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